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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詩歌創作的轉換和詩學理論的嬗變──50至60年代詩學的創作背景和發展概況

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標誌，中國文學在各個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詩歌創作也不例外。影響這期間詩學形成和發展的內外因素，儘管是多種多樣的，但最直接的影響，仍然是來自於詩歌創作的歷史性轉換。

就詩人一方面而言，在新政權成立之初，文學史家習慣說有來自解放區和來自國統區兩支不同的詩人隊伍勝利會師，但是，這兩支在革命年代都以自己的方式為革命作出貢獻，在中國新詩史上都以自己的創作推動了新詩的發展的詩歌創作隊伍，在革命勝利以後的當代社會文化語境和詩歌語境中，卻遭遇了兩種不同的命運。由於20世紀40年代中國社會的特殊政治情況，中國的詩人如同這期間的所有的中國作家一樣，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區域。以詩人活動的空間而言，其中又主要有以國民黨統治的各大城市和共產黨領導的各農村根據地（即通稱國統區和解放區）。在這兩個政治色彩和文化色彩完全不同的區域中活動著的中國詩人，他們的詩歌創作和理論探索，也必然要因為這種政治文化因素的影響而出現鮮明的藝術分野。

就國統區的詩人而言，雖然其中的老一代詩人如郭沫若等，也經歷過從五四以來中國社會的劇烈動盪和變化，但就其置身其中的國統區的整個社會經濟制度和文化體制而言，並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這樣，在40年代這個特殊的戰時環境中，活動在國統區的革命的、進步的，包括一切有正義感的、良知未泯的和忠於自己的藝術操守的詩人，就有可能在爭取民族解放、政治民主和藝術自由進行反體制鬥爭的同時，又利用這個體制的某些環境和條件，包括它的某些缺陷和弊端，去選擇各自的藝術道路和追求目標，去實現各自的美學趣味和詩歌理想。

這樣，在40年代的國統區詩壇，就出現了一個十分奇特的創作現象：就眾多詩人和詩歌派別而言，無論是在戰時爭取民族解放，還是戰後爭取政治民主，他們都共有一個民族的、革命的、進步的立場。即使是那些標榜「自由」、「中立」和固守象牙之塔的詩人，在關乎民族國家的大節上，也表現出了一樣的積極、進步的傾向。但是，這些詩人和詩歌派別在藝術追求和創作傾向上卻又是那樣的不同，甚至表現出一種鮮明的對立。這種奇特的創作現象，可以說，既是40年代國統區詩壇在堅持五四新詩革命的、進步的詩歌傾向的同時，又發揮五四新詩創造的、多樣化的傳統的表現，同時又是40年代國統區革命的、進步的詩歌隊伍所獨具的一種精神風貌。

40年代國統區詩人正是帶著這樣的一種獨特的精神風貌與來自解放區的詩人勝利「會師」的。實事求是地說，這兩支詩人隊伍在會師之後，雖然來自解放區的詩人因為有較長的革命經歷，或直接參加過為建立新政權而進行的革命鬥爭和解放戰爭，因而多少有一些政治上的優越感，但在1955年胡風事件和1957年反右鬥爭以前，來自國統區的詩人在政治上仍然是受到重視的，尤其是在建設新的人民文藝的過程中，也希望他們發揮他們的特長，為新時代的讀者創作更多更好的詩歌作品。問題是，這些詩人在新政權成立以前為爭取民族解放和政治民主所習用的詩歌武器，或為發展新詩所進行的創作實驗和理論探索，在新的時代環境和新的文學語境中，卻顯得不合時宜或被目為異端。